张大千的民族气节与爱国情怀
2019-11-18

 
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在“十三五”期间策划了“中国画•绘画大师抗战时期作品系列展”,立足于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地缘特色和重要地位,向观众展示中国近代绘画大师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创作的精品佳作,呈现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挖掘背后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内涵。“三千大千——张大千抗战时期绘画作品展”就是这个系列展的第三期,2019年适逢张大千诞辰120周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联合四川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举办本次展览具有纪念意义。
 

大千先生虽成名于京沪,却与重庆有着很深的缘分,他早年求学于重庆求精中学,度过了青年时代重要的两年时光,抗战期间亦多次停留重庆,举办画展鼓舞士气。通过作品,我们更深度地认识了这位拥有坚定民族气节与深沉爱国之心的伟大艺术家。



1931年 张善孖绘张大千题《猛虎贯日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1931年发生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开端,这年冬,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孖(1882年—1940年)创作了《猛虎贯日图》激励抗日将领的杀敌斗志,图中的猛虎踞于山巅,俯身对着远方落日狂啸,这落日象征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陨落,寓意深远。张大千观后深受感召题字图上:“东北变起,世界震惊。忍辱含垢,丧师失地。自晋宋以来,夷狄之祸中国,无如此烈。封豕修蛇,荐食未已,神州陆沉。吾身亲见子钊三哥,挥戈奋起,击楫誓心,以衣冠白雪之悲,矢子弟乌江之渡,转战千里,震荡两戒,玄黄更流,星日含痛,百折之志不回,九世之仇庶复?国家存亡之责,遂在吾宗!仲兄善子图虎为赠,将志威武而钦迟感激,又恨不能相从也,弟爰题记。”言辞决绝果敢,慷慨激愤,此图既是张氏昆仲情深的表达,合作的见证,更是他们坚贞爱国的体现。展览正是以此作为作品部分的起始,铺垫观众的观展情绪。

 
众所周知,张善孖早年参加革命,是“文化抗战”的践行者,常年奔走国内和欧美,举办画展为抗战募捐,用笔下的猛虎和历代英杰先贤表达中华民族的坚贞不屈和英雄气概,美国空军援华志愿军飞虎队的标志就是依据他所绘的《飞虎图》而来。张大千受张善孖影响很大,也有着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拳拳爱国之心,只是他的表达方式与张善孖不同,更具有文人气质,擅长通过自画像、题画诗,以及举办支持抗战的画展来抒发情感。



1939年 张大千《祝融峰图》(四川博物院藏)


 
张大千在艺术上身体力行实践清代画家石涛“收尽奇峰打草稿”的绘画主张,饱游祖国锦绣山河。1931年他畅游南岳,登临祝融峰,面对眼前胜景,不由赋诗《南岳》唏嘘纷乱时局:“竹杖穿云蜡屐轻,春风扶我趁新晴。上方钟磬松杉合,绝顶晨昏日月明。中岁渐知输道路,十年何处问升平。高僧识得真形未,破碎河山画不成。”多年后,他以刚劲雄健的笔法创作了这幅追忆旧游之作《祝融峰图》,旧诗重题图上,内心依然充满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及河山破碎的愤慨之情。

 


1939年 张大千《龙门图》(四川博物院藏)

 
 

1935年秋,张大千游览了洛阳龙门石窟,周围充满着历史沧桑的名胜古迹触动了他的心灵,不免吊古伤今,兴诗感怀,赋《乙亥秋游龙门》:“昔读杜陵诗,象纬逼天阙。今游龙门境,水木惬所悦。岗峦郁盘纡,川原互萦越。崖翠凝衣履,潭光影毛发。缅怀跞鞅功,尚想武安烈。时危重关塞,乱世资英杰。蹑足樵径微,决眦飞准灭。临风发长歌,吊古聊一吷。”展览中这幅《龙门图》仍是旧景重画,旧诗重题,图中高士面对泱泱伊水,两岸险壁,默然伫立,高古悲壮之情溢于纸上
 

1938年 张大千《昆明湖小景》(吉林省博物院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张大千被羁留在颐和园,期间他与日伪逶迤周旋,拒为拉拢,拒受伪职,坚守忠贞节操,并创作了许多表达民族气概、忧国怀民思想的画作和诗歌。他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绘泥金扇面一幅,曾为著名美术史家常任侠收藏,扇面题诗“西北此楼好,登临思惘然。阴晴长不定,客况最颠连。斜日红无赖,平芜绿可怜。淮南空米贱,何处问归船?”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上有闲章“风雨不动安如山”,正契合画家这一时期的心态。1937年12月,滞留北平的张大千携家迁往颐和园之乐农轩,谢绝应酬,整日飞笔作画,抒发忧国怀民的感慨。《昆明湖小景》正绘于他伺机离京的前夕,画家以登高凭眺的视角遣怀,眼下河山连绵,尽揽眼前,波平湖静,一切看似安谧祥和,实则蕴含不定。

1938年5月,张大千只身离开北平,匿迹在友人李秋君家中,计划回到四川,《看山图》正作于此时。图中绘白衣高士立于断崖边,题跋“踏遍千万山,两脚犹未茧。青白自分明,保我看山眼。”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忠贞气节。

7月底,张大千由上海乘坐法国游轮赴香港,再辗转广西、贵州等地,初冬才抵达重庆,并在重庆与张善孖一起举办了支持抗战的流动展览,与晏济元举办了捐募寒衣画展。对于抗战态度的表达,张大千的情感是愤懑慨然的,而表达方式却是含蓄的。辗转回到大后方不久,他即携家隐居青城山,看似与世无争潜心于艺术创作中,实则心系外面的世界,这从他大量的诗歌里就能看出,如:“归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我欲真形图五岳,只愁尘浊尚纷纷”“百劫归来谢世氛,自支残梦挂秋云”。他还托朋友在重庆举办画展,所售作品全部捐募给难民,帮助他们购买寒衣过冬。

直至1941年春,为了探寻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树立国民对于传统文化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略尽书生报国的本份”,张大千赴敦煌临摹壁画近3年之久,这段经历不仅对他个人绘画风格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所得成果的展示也使国民得以正视我们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


 

1942年 张大千《越山图》(四川博物院藏)

1944年,“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在重庆两路口中央图书馆举行,引起各界轰动,在掀起“敦煌热”的同时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增强了国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即使身在西北边陲,远离风波,张大千依然心系国难,寄情笔下山川,1942年在敦煌石室中所作的《越山图》采用平远辽阔的视角,图绘了绵延的故国家山,题诗“墨痕染笔吴芳草,故国伤离鏖酒共。万里龙沙回旧梦,剪灯还见越山青”,表达了他时时萦绕心间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感怀。

张大千始终笃信“艺术为感情之流露,为人格之表现”,在抗战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坚守着作为一个文化知识分子的底线与气节,用自己的画笔,以自己的方式,也正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方式,含蓄而不失力量地表达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极大自信,以及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


文/彭冰
图片/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提供
编辑/杨艳


 
《重庆与世界》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