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解码一座英雄之城的精神传承

1943年1月11日，中英签订新约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图为在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签字仪式（资料图）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伟大转折。1945年9月3日上午9时，重庆城响起101响礼炮。这101响，不仅是抗战胜利的欢呼，更是对1842年签署中英《南京条约》到1943年中美、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签署平等新约之101年的宣告，是向中国百年半殖民地屈辱史的彻底告别。这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象征，镌刻着民族独立与和平渴望的重庆历史记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精神价值，值得每一代人铭记。”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接受本刊记者专访，以翔实的史料和深沉的思考，为我们揭开了战时重庆作为中国外交中心的历史画卷。

“抗战时期，重庆从四川的省辖市，跃升为二战国际外交舞台，绝非偶然。”周勇将核心原因归结为三点，每一点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第一重密码——首都功能的转移。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将首都功能转移至重庆。这座四川省辖市开始了不平凡的命运转折。

“外交永远跟着国家中心走。”周勇解释，战前重庆仅有英、美、德、法、日5国领事馆。伴随着重庆从“地方城市”到“战时首都”的身份蜕变，战时各国外交机构纷纷迁来重庆，有的还从“领事馆”升格为“大使馆”。

“经过我们的系统性研究，抗战时期，共有24个国家的外交机构设在重庆，包括19个大使馆（含美、英、苏、法等）、4个公使馆（含澳大利亚、瑞典等），还有1个印度总公署。”周勇表示，彼时印度尚未独立，其外交事务由英国代管，却特意在重庆设署，足见对中国战场的重视。

第二重密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的形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苏等国结盟，重庆成为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统辖盟国在中国、越南、泰国、缅甸战场对日作战。

“那时，重庆的地位就从‘中国的外交中心’，变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东方主战场的战略枢纽’。”周勇以1941年12月的“远东军事会议”为例表示，蒋介石在重庆主持中、美、英三国军事协调会议，这是中国首次主导国际性军事会议，而这次，重庆是“牵头人”“协调者”。

第三重密码——中国国际地位的质变。“1941年太平洋战争战前，中国是半殖民地。彼时的中国已经独自抗日10年（1931—1941），重创了日军。这让西方重新评估中国的价值。”周勇特别提到，“1943年，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前往开罗，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讨论结束日本侵华战争及重建战后秩序，这就是著名的开罗会议。这是中国从‘半殖民地’恢复到‘世界大国’的开始。重庆就是出发地，见证者。”

战略枢纽：军事与经济的“双线协调”

“重庆作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是实实在在的‘作战指挥中心’。”周勇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还原了重庆的枢纽作用。

军事上，重庆是盟军在东方战场的指挥中枢。1937年以后，苏联空军秘密援助中国，曾进驻重庆梁平机场，牺牲的苏军空军大队长库里申科至今长眠万州，重庆的鹅岭也安葬有苏军烈士；美国支持中国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保卫中国的领空；1942年滇缅战场危急时，中国统帅部在重庆指挥中、英军队驰援，避免日军切断中国最后的国际通道。中美在重庆建立了特种技术合作所，其核心是情报共享，美国通过它获取日军在华北、华南的情报，中国则获得美军的装备支持。这种情况直到抗战结束。

经济上，重庆是援华物资的生命线枢纽。“史迪威将军作为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住在重庆，他是美国援华物资的总分配人。”周勇说，当时，滇缅公路中断后，“驼峰航线”成为唯一通道，美军运输机冒着极端恶劣的气候，飞越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将武器、弹药、油料、药品送抵重庆，再分发至各抗日战场。“这些物资是中国用鲜血换来的‘同盟支持’，因为中国战场拖住了日军，减轻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

“1943年1月，中美、中英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订平等新约，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谈及此事，周勇的语气格外郑重。

这份新约的核心，是废除所有西方国家在华的“治外法权”和不同国家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从1842年《南京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百余项不平等条款将中国捆在“半殖民地”的枷锁里，而1943年的新约，彻底打碎了这副枷锁。

“当时中国与英国的签约仪式就在今天的重庆渝中区人民公园的国民政府外交部旧址举行。后来，荷兰等其他国家也跟着废除了旧约，签订平等新约。”周勇表示，他曾在荷兰外交部档案馆看到中国政府批准中荷签约的原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外长王世杰的签名清晰可见。这是中国从法理上的‘不平等’走向‘平等’的重要一步。”

1995年7月，史迪威将军的女儿南希在美国家中接待到访的周勇教授

周勇告诉记者，更深远的影响在战后。正是中国与各国签订新约奠定的平等地位，从法律上解决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平等关系，让中国得以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包括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在纽约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中国能坐进常任理事国席位，1943年的新约是“法理基础”。而这个重大的外交行动是在重庆谋划和组织实施的，可以说这个基础是在重庆奠定的。

“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从外交史看，这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正式接触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起点。”周勇评价，“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在重庆抗战外交的八年中似乎‘不显眼’，但却是‘重要一笔’，因为它为新中国的外交埋下了‘种子’。”

精神传承：从“平等开放”到重庆城市精神

“‘平等’是战时重庆抗战外交最核心的精神特质。而实现平等的前提，是‘开放’。”周勇表示，重庆抗战外交最核心的精神特质正与重庆城市精神“坚韧、忠勇、开放、争先”高度契合。作为城市精神提炼的参与者，他坦言，抗战历史是重庆城市精神的“重要源头”。

周勇认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正是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各国使节、盟军机构，在与世界的互动中争取“平等”。

而“坚韧”，则体现在重庆顶住6年10个月的日军大轰炸，却从未沦陷。“1944年5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三份卷轴，赠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三座城市，中国的重庆市和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以表彰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杰出贡献。这就是重庆‘坚韧’的证明。”周勇说。

如今的重庆城市精神里，“开放”是面向世界的态度，“争先”是突破困境的勇气，而这些，都能在重庆的抗战外交史中找到源头。周勇提到，“重庆人有一种秉性叫‘扭到费’，就是坚持不懈、坚韧不拔。当年抗击侵略、争取平等靠的是这种精神，今天建设重庆、应对挑战，仍然要靠这样的精神。”

“每次路过那里，总让我想起101响礼炮的意义：这是向死难同胞的告慰。历史决不是‘过去式’，而是今天的‘清醒剂’。”采访尾声，周勇提到了重庆寸滩大桥旁的黑石子墓地，埋葬着1942年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的死难同胞。他认为，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重庆抗战外交史给世人最宝贵的启示，就是“自强不息”。

这座曾见证近代百年变局的英雄之城，正带着抗战外交的精神遗产，继续在新时代的国际舞台上，书写属于中国的“平等”与“开放”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