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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进:从档案中还原重庆烽火外交史

2025-12-09

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两路口街道枇杷山正街的苏联大使馆旧址    


南山上的法国大使馆旧址、枇杷山上的美国大使馆旧址、鹅岭公园内的澳大利亚公使馆旧址……这些静静伫立的建筑遗址,见证了山城重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八十多年前,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不仅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精神堡垒,更一跃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的外交中心。历史学博士、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协同研究部部长王进接受本刊专访,从档案研究的视角还原了那段烽火外交史。


重庆成为远东外交枢纽的必然性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战略转移,而是深刻影响二战亚洲战局的关键决策。”王进开门见山地指出,重庆成为中国战时外交中心,源于其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是历史与时代的共同选择。


随着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迁入,各国外交使团、军事代表团及国际友人也随之而来。王进介绍,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在梳理档案时发现,在这个时期,苏、美、英、法等20多个国家相继在渝设立了大使馆或公使馆。各种国际反法西斯组织也云集于此,包括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中国分会、保卫中国同盟、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等;同时还有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33家国际新闻机构,以及中苏、中美、中英等8家国际文化科技团体。


“这些史实和数据充分说明,在全民族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了中国对外交往最重要的窗口,也是中国与各反法西斯同盟国交流合作、参与并巩固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是一个活跃的‘外交中枢’。”王进表示。


重庆构建多层次外交的独特价值


“周恩来1940年至1943年在重庆领导的对美外交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史上的重要篇章。”王进认为,周恩来在重庆构建的上至美国驻华大使、下至“飞虎队”士兵的多层次外交网络,不仅为抗战胜利作出关键贡献,更对当代外交具有深远启示。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同年4月便建立了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事工作小组,其职能包括联系和接洽外国使节、使团及国际组织,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了解国际形势并影响对华政策,以及开展对国际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



周恩来(左三)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左四)、龚澎(左五)与外国友人在重庆(资料图)


王进表示,新中国外交的基础在重庆、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周恩来通过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等各层级的互动,对巩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封锁。例如,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运用“美国牌”策略化解危机,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事实,在国际舆论上赢得了主动。此外,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与美国等各国的各界人士广交朋友,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培养了大量出色的外交人才,也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基石。


“红岩档案中保存了大量中国共产党人与国际友人交往的珍贵记录。”王进向记者展示,1940年9月17日,周恩来、董必武等出席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的来宾题名簿照片,见证了中韩两国人民在共同抗战中结下的深厚情谊;1943年,董必武在红岩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影像,记录了他向媒体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业绩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这些档案生动展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工作实践。


重庆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943年,中美、中英分别签署《中美新约》《中英新约》,宣布取消两国在华特权,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英新约》的签署就在重庆,王进讲述了这一事件背后的故事,“这些条约的签订并非偶然,除了中国人民长期抗争和中国国际地位因抗战提升,这一事件还有复杂的背景和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资料图)


王进指出,日本与汪伪政权签署所谓“交还租界和废除治外法权”协定是中美、中英签订新约的意外“催化剂”,新约谈判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中英之间关于香港问题的较量十分激烈,迫使国民政府最终不得不对此作出妥协。中国共产党对这两个条约保持了清醒的态度,首先肯定了这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同时也指出,“真正的民族独立必须通过自身的斗争来实现”。


同年12月,《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向全世界宣告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团结合作,鼓舞了世界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士气,也标志着中国已从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谋划全球治理。作为《开罗宣言》的重要筹备地,重庆为会议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更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首次正式亮相。在美期间,他有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旅美华人华侨中的地位,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事工作的重要里程碑。


采访尾声,王进总结道:“重温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与担当。从重庆的烽火岁月到当今的全球舞台,这些原始记录不仅为我们开启了回望历史的窗口,更让后人得以触摸到历史跳动的脉搏。”

文/本刊记者 刘丁睿
图/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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