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等》揭秘战时重庆

发布人:重庆与世界 发布时间:2017/11/27 15:59:44

《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作者:周勇  张克雷(荷)出版:重庆出版集团

 

文/匡丽娜

 

抗战时期,重庆的情报界是什么状况?美国在重庆组建的情报机构所在地“欢乐谷”是什么地方?驻渝各国外交官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

这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由著名抗战历史研究专家周勇与荷兰学者张克雷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走向平等:战时重庆的外交界与中国现代外交的黎明曙光(1938—1946)》一书中找到答案。

该书以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档案资料为依据,第一次呈现了真实客观的战时重庆外交界状态,记录了战时中国外交的关键时刻和精彩瞬间,展现了战时重庆的全球影响力,填补了对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球性角色研究的学术空白。

 

抗战时期的重庆情报界

 

重庆市界,20世纪40年代。(照片由吴卓嘉家人提供)

 

“1938—1946年间曾有23个国家在战时首都重庆设立了外交使团。它们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伊朗、挪威、秘鲁、波兰、葡萄牙、瑞典、阿根廷、澳大利亚。”书中记录,1940年,有大约30位外国外交官常驻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二战”一开始,外国情报人员就已在中国大后方和战时首都重庆积极活动了。当时,在渝外国使馆及其下设的武官处是主要承担情报搜集的常设机构,因此在渝主要使领馆都有一名或者多名人员负责情报收集。有一些官员则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在华开展秘密活动。

英国的情报机构“D小组”领导人傅勒铭在1942年两次前往重庆,组织了代号“紫鲸”的秘密行动,向日军传递了伪造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会议记录,传递渠道由戴笠执掌的军统协同建立。《走向平等》一书称,抗战时期,该渠道向日本人传递了6次看似机密的伪造文件。

1942年美军海军军官梅乐斯在重庆组建了情报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地点就在今天的歌乐山。当时,梅乐斯等人把歌乐山称为“欢乐谷”。1942年,有绰号“疯狂的比尔”的美国杜鲁福将军成立的美国情报机构OSS是在华主要外国间谍机构。

在战争最后阶段,大批形形色色的情报官员在重庆来来往往。当时的知名间谍之一斯坦纳斯上尉也在重庆留下足迹。他曾是纳粹党冲锋队前领导人,后来受聘担任蒋介石的贴身精锐卫队负责人,而实际上是苏联克格勃间谍。

 

 

万余重庆市民上街观看长达1英里的庆祝“联合国日”国际游行,1942年6月14日拍摄(图片版权归荷兰战争文献学会所有)

 

有资料表明,正是斯坦纳斯向蒋介石透露了希特勒为1941年6月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进行的秘密准备工作。据推测,斯坦纳斯在重庆与同为德国人和苏联间谍的佐尔格碰头,获得了此份情报。

与此同时,潜入国民党最核心圈子的共产党高级特工阎宝航也获得了相似的情报,并立即向中共驻渝情报机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消息。阎宝航获取的情报包括1941年6月16日德军计划发起攻击的确切时间、性质与规模等信息。

这些情报迅速地由重庆传至延安,延安方面立即告知莫斯科方面。但斯大林却认为这不过是一份虚假情报,旨在离间德、苏两国关系。但6天之后,消息得以确认。伏罗希洛夫元帅就此还向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去电报,表示衷心的感谢与赞扬。

 

抗战时期的驻渝外交官

 

荷兰外交官杨连山与水世芳(高罗佩之妻)在荷兰大使馆(兰园)门前合影,1944年春。

 

“战时重庆因为各方人士的拥入显得十分拥挤,新抵重庆的各国外交官居住条件并不算太好,他们形容重庆为‘陡崖上的城市’。”《走向平等》一书中写到,处于战时的重庆,住房稀缺,很多外国使团在市中心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住宿和办公地点。来渝的各国外交官要么暂居于各自的领事区内,要么暂时借住在本国民的家中,或者住在重庆仅有的几个招待所里。

因此,巴西、伊朗、墨西哥和挪威等国的高级使节全部住在老城中心西面的嘉陵宾馆中。瑞典公使颇有运气,在胜利新村为公使馆找到了馆址,与比利时使馆毗邻。而荷兰使馆先在兰园(两路口,现宋庆龄旧居旁边),后在特园租到了房子,成为那里的房客。

美国大使馆自1938年8月在重庆建馆时起,就一直位于南岸。1945年1月,迁到市中心地区的美国大使馆新馆落成仅仅7个月,便毁于火灾。在重庆的最后时间里,美国驻华外交官们主要在渝中半岛的两处地点办公,一处为两浮支路上靠近波兰使馆的地方,另一处为美军总部及OSS办公地点所在的求精中学内。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2月18日至1944年12月19日,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持续时间长达6年多的轰炸,直接伤亡3万余人,财产损失100亿法币以上。在1939年5月4日下午,27架日军轰炸机空袭了重庆,位于南岸的美国大使馆被炸毁,重庆城区的苏联使馆也遭受袭击,但苏联外交官及时躲进了设施完备的防空掩体中,掩体里包括一间办公室,配有电话、电台,另有一间浴室、若干卧室、一间厨房、一间酒吧以及空气调节设备。

 

日军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图片版权归荷兰战争文献学会所有)

 

在另一次轰炸中,英国使馆被直接命中,这导致英国大使的一位私人秘书受伤。虽然德国使馆在屋顶上标有巨大的纳粹万字标识,也没有躲过轰炸,燃起了熊熊大火。

在1940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正式知会各外交使团,重新界定的“安全地带”,其包括北起野猫溪、南至龙门浩的第二山脉区域,不包括海棠溪的上游地区。

然而,许多迁往南岸的外交使团并未因此获得安全。1940年,荷兰驻华代表迁往南岸黄桷垭“安全住处”仅仅几天,日军就在荷兰与德国居住的区域投下炸弹,其他多家使馆也遭受了日军轰炸。

《走向平等》还记录了一段趣闻。1939年春,29岁的比利时外交官德桑(Louis de San)抵达战时首都重庆。此前一年,他曾受训成为滑翔机飞行员。

战后据德桑回忆,1940年某天,中国航空事务委员会得到了两架德国Rhonsperber高性能滑翔机,由一位中国军事飞行员在重庆进行公开展示。但不知为何,那位中国飞行员驾驶飞机从100米的高度俯冲下来,一头扎到地上。当天晚些时候,重庆当局询问德桑能否在第二天驾驶另外一架飞机,德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在4月25日清晨,德桑驾驶飞机冲上蓝天,在上清寺上空300米左右自由飞翔。由于当天没有日军战机的骚扰,德桑在空中飞行了4小时44分钟,创下了滑翔机飞行时间与高度的亚洲新纪录。德桑在飞行中欣赏到重庆全景,长江、舰船以及比利时驻渝使馆的惊人美景,他兴奋不已。

 

(图片引自周勇、张克雷《走向平等》(重庆出版社2017年出版),如有侵权,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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